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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差异性

时间:2014-06-11 来源:未知 所属分类: 国际政治论文 本文字数:8566字
论文摘要

  1971 年,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为标志,新自由主义( neo - liberalism) 在美国迅速崛起并占据主流。80 年代末,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声中形成了另一与之抗衡的政治哲学流派---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 .两大流派在美国政治哲学领域展开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争辩,使沉寂已久的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对峙双方直面社会问题与理论困境,在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现有问题的情况下,将传统思想与对方的批驳兼收并蓄,致力于寻求化解社会危机,治疗社会顽疾的一剂新药。但由于双方所坚守的政治价值取向不同,理论源流各异,因而各执一词,观点激烈碰撞却又相互渗透,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不平等加剧: 二者产生的根源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产生于同样的社会土壤,二者的出现和争辩与当时西方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一) 不平等加剧的具体表现
  1. 财富上的不平等加剧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经济大危机,其根源正是来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效需求的不足迫切需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这使得凯恩斯经济学在欧美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凯恩斯主义并没有挽救社会于危难,福利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市场经济带来的深刻矛盾和冲突。上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领域出现“滞涨”.同 60 年代相比,7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从 4. 1% 降为2. 9% ,工业生产从 5. 5% 降至 3. 2% ,而同期消费物 价 的 年 平 均 上 涨 率 则 从 2. 3% 上 升 到7. 1%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9 年编写的《人类社会发展报告》显示,占世界总人口1 /5 最富裕人口的收入与最贫穷的 1 /5 人口收入比率,由 1960 年的 30: 1 增长到 1990 年的 60: 1.

  2. 权利与机会上的不平等加剧
  20 世纪 70、80 年代,在资本全球化形势下,国家职能呈现弱化趋势,国家为个人提供的积极权利缺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减少。如就业再培训教育、治安、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逐渐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失业率的增加: 从 1969 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率开始减缓,美国企业缩减生产规模和投资,失业大军不断膨胀。据美国官方统计,1969 年 11 月失业人数为 285. 6 万,失业率为 3. 5%.到 1970 年底两者同比分别为 507. 6万和 6. 1%.非农领域职工人数比 1969 年 12 月减少了 86 万。因此,民众在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方面愈加感受到权利与机会上的不平等加剧。
  
  ( 二) 寻求解决社会不平等的理论探索: 两种理论应运而生
  1. 新自由主义从“自由”向“平等”倾斜
  社会急剧动荡,危机四伏,自由与平等这对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由于凯恩斯主义已无力挽回时局,人们不得不再次思考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时,罗尔斯的《正义论》应运而生。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表现出了从“自由”向“平等”的倾斜和折中。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阐释了社会正义( 平等) 的重要性: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 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新自由主义倡导经济自由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主张为了追求分配的正义,通过税收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从而使社会成员达到平等状态。新自由主义在20 世纪70 年代崭露头角,在80 年代兴盛蓬勃,成为影响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性思潮。

  2. 社群主义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理解“平等”
  然而,新自由主义并没能治愈社会的顽疾。反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愈加明显,失业率居高不下,自由与平等的矛盾没能得到有效化解。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人们开始了全面的反省,重新寻找个人和社会之间新的纽带,社群主义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声中脱颖而出。它主张个人必须依靠他人与社群,个人要承担起对社群的责任,国家应当积极管理社会,扩大政治生活的范围。从历史发展来看,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产生于共同的时代背景中,都是社会不平等加剧的产物。但是两种理论对“平等”的理解大相径庭。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实现平等的前提条件; 而社群主义则从社会整体利益至上的角度出发,认为社群主义整体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和平等的保障。这两大政治哲学流派的争论,实质上体现了社会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强调机会平等,关注起点的平等,坚持效率优先; 而社群主义强调社会平等,注重结果的平等,坚持公平优先。

  二、原子个人与构成性社群: 二者的逻辑起点不同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不同,追本溯小财神彩票源,二者存在重大理论分歧的根源何在? 即逻辑起点和本体论之争,涉及个人与社会何谓本源的问题。

  ( 一) 原子个人: 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
  1. “原子个人”彰显个体的独立性
  “原子个人”是社群主义倡导者查尔斯·泰勒于 1979 年在《原子主义》一文里批判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社会是由像原子一样的个体构成的。人是完全独立自足的个体,一出生便拥有无条件的自然权利,而义务和责任都是有条件的。罗尔斯为了建立正义论,假定社会是由一些个人组成的自足的联合体,是一种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事业。罗尔斯将正义原则设计安排在“原初状态”( original position) 中,原初状态中的人处于“无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 中,个人是独立的理性的主体,每个人的特殊事实都不得而知,相互对他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所有人都拥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个人不依赖于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正是在这种摆脱了一切社会背景、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的条件下达成的。

  2. “原子个人”主张个人先于社会
  原子主义把个人放在首位,认为个人先于社会,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和他人利益。把个人权利的保障视为评判社会政治行为正误的标准,强调个人权利对社会的绝对优先性。麦金太尔曾评价新自由主义: “他们的阐述中都是个人第一,社会第二,而且对个人利益的认定优先于、并独立于人们 之 间 的 任 何 道 德 的 或 社 会 的 连 结 结构”.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个人是一种先验存在,个体和他人产生合作并达成原初状态中的契约,只是为了推进人体的利益,得到满意的生活。只有人们制定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原则,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都得到了尊重,人们才愿意加入到合作的体系中来。

  ( 二) 构成性社群: 社群主义的逻辑起点
  1. 社群先于个人存在
  社群主义者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认为社群先于个人而存在,社群构成了个人的自我概念。社群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构成性社群”.社会就是一个大的社群,每个人一出生就存在于一定的社群中,桑德尔分析出社会是一种“构成性社群”,社群决定了“我”的社会关系,即某人的女儿、妻子、母亲等。个人被深深地“嵌入”某些社群之中,自己所拥有的社群关系直接构成了自我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2. 社群决定自我概念的构成
  社群构成了个人的自我概念,决定了自我形成的善恶观念和价值目标。“社会纽带不仅是一个情感问题,更是一种构成性的力量。个人乃是社会的个人,脱离了社会,个人就失去了自己的本质。社会因素决不是被人选择、追求的附加成分,也不只是人们的欲望和情感的对象,它们还是构成人格同一性的内容。”这些社群包括邻里、村落、城镇或自愿组成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团体。社群主义认为人一开始就不是绝对透明的存在,而是由于人格部分地与他人所分享的历史所充实,认识自我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个人的价值认同和归属总是受社会历史的制约。

  ( 三) 对两种理论不同逻辑起点的分析
  正是由于在个人与社会何为本原、何为逻辑起点的问题上存在差异,造成了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分歧。既然新自由主义坚持个人是一种独立的生命存在,社会是单个人的简单组合,坚持“原子个人”、个人先于社群,那么它也必然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的自由选择。新自由主义尽管承认人们属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但依然主张这些共同体只是为人们提供充分的价值体验的机会,不必服从于共同体,共同体没有整体意志。依据这样的逻辑起点,得到的结论当然是: 国家不干预个人生活,确保公民的选择自由,“国家中立”也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相反,社群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构成性社群”,他们坚持社会是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统一共同体,个体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生活的共同目标具有同一性,个人无法自足,离开社会的个人不能存在,个人权利与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共同体整体利益具有优先性。按照这样的逻辑起点,社群主义不能容许对集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忽视,进而倡导权利的有限性和权利与义务、责任的相关性。结果必然反对国家的中立性,主张政府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中应发挥组织、动员、协调、引导作用,有责任弥补个人意识中的滞后性、局部性、自我伤害性等等不足。

  三、个人权利与共同的善: 二者的政小财神彩票治目标不同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在于实现个人权利,并为个人权利的实现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而社群主义则在美德的追寻中实现社群“共同善”的政治目标。

  ( 一) 个人权利的优先性: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
  1. 追求个人权利的实现
  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洛克一直将自由放在首位,忽视平等。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又表现出了与传统的不同之处,实现从“自由”向“平等”的倾斜和折中。但是,新自由主义依然维护了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仍然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罗尔斯将政治目标和正义诉诸于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其正义观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之上,主要指自由平等的权利。把个人权利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赋予个人超越一切的价值。社会中的个体享有超越共同体的不可侵犯和剥夺的权利。

  2. 个人权利实现的制度设计
  新自由主义正是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来规范国家的行为标准和制度设计。为了实现保障个人权利的政治目的,罗尔斯构建了一套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 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 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 1) 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 并且( 2) 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原则( 效率原则) 和第二个原则( 差别原则) 先后确认了自由的价值和平等的价值。罗尔斯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即效率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其中,差别原则是效率的补充,提供制度约束的作用。

  ( 二) 建立社群“共同善”: 社群主义的政治目标
  1. “共同善”即社群的共享利益
  社群主义从亚里士多德的社群思想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汲取思想养分,认为善优先于个人权利,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群“共同善”.社群是一个拥有共同价值目标的存在,“共同善”是社群成员所共享的利益,是共同追求的目标,个人权利必然受制于这种善。一方面,社群共同的价值目标、善与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个人的善与社群其他成员的善是同一的,麦金太尔认为人们追求的善不是私有财产,并非某人专有。另一方面,社群共同的善高于个人权利。因为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权利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大于个人权利,个人能在社群整体中享受到仅凭单个个体不能实现的利益,个体只有在整体中才能使个人的价值目标最大化。社群共同的利益高于个人权利,如果社群整体利益受损,则个人权利也会随之受到损害。

  2. 个人美德是实现“共同善”的必要前提
  社群主义提出,为了实现社群共同的善,个人的美德是必要的前提。正义原则的确定和实施首先需要具备美德的人来进行。麦金太尔提出: “美德与法律还有另一种至关重要的联系,因为只有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无论法律规则多么完美,如果人们不具有美德,就不可能更好地运用法则,也就不能对个人行为产生任何影响。能够有效实施正义原则的人,不但需要具备正义的美德,而且需要具备多种美德。这包括忠诚、奉献、团结、勤勉、诚实、正直、宽容等,它们都是通过社群成员的交往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一定的社会环境,正义也不复存在。

  四、自利与强权: 二者面临的困境
  
  ( 一) 新自由主义最终导致个人主义局限
  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忽视个体的社会性,最终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的脱离,带来个人对社会责任的忽视。

  1. 造成个人与社会的脱离
  新自由主义理解的社会是以古典契约论为基础,社会是人们为了得到安全感、满足物质需求和价值归属而自由选择的环境,而个人并不依赖于这样的环境。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是相互脱离的,阻却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性,社群共同体与成员之间在道德方面也失去了同质性。原初状态的人们相互漠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关注的是个体的存在和个人利益的实现,社会成员不能为群体有所付出和牺牲,甚至可以放弃对群体责任和义务的承担。新自由主义在个人权利与群体利益的取舍上,最终只能导致社会成员走向自利的个人主义,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财富两级分化。

  2. 放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
  另外,新自由主义者坚持的“国家中立”的基本原则放弃了对道德标准的确立,他们为了确保公民的选择自由,允许人们具有各自拥有的“善”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并非任何价值观的存在都具合理性,社会不但应当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惩罚,而且对个人丧失理性的、自我伤害的行为也应当施以教育和干预。丹尼尔·贝尔曾对政府的中立态度进行批评,如果政府只能倾听我们关于人的孤寂、无归属感、离婚等等的抱怨,却不能承担起这个鼓励的责任,家庭可能会解体。美国20 世纪60 年代后期到80 年代中期,在学校价值中立的教育观影响下,社会犯罪率升高,青少年道德水平呈现一片黑暗的景象是最有力的证明。不确立任何价值标准的道德相对主义观念只会使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重重危机。

  ( 二) 社群主义的强权政治困境
  1. 忽视公共利益的界定
  社群主义着眼于社群整体,认为社群具有本原性力量,社会是一个统一的生命有机体,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社群内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和满足,个人权利必须受到社群的制约。但是在个人利益与社群整体利益是否完全协调一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应当为共同体利益让步等问题的解释上,社群主义并没有给出十分清晰的答案。社群主义倡导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公共利益提供范围的大小、获益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良好社会和善良生活的标准。但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在哪里? 如何保证公共利益实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合法性? 社群主义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

  2. 可能导致强权政治的出现
  社群主义在发挥社群的作用,国家、社群和个人都应承担起自身应有的责任等问题的理解上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社群主义在实践中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自我困境。如果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随意侵犯合法的个人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的特殊利益,那么个人的安宁和自主选择又如何保障? 如果公共利益得不到具体界定,社群的优先性就可能抹杀个性的发展。提倡“公益政治”,不能对社群共同善产生误解,国家和政府不能强迫个人服从不合理的公共利益。由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各不相同,对公共善的理解可能产生歧义,甚至理解为“公共恶”.当政治权利行使者理解的公共利益不同于社群绝大多数人们理解的公共利益,“权威型政府”的强权政治就会产生,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可能改头换面为公共利益,挤压小财神彩票和侵蚀个人利益。

  五、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 对二者的现实反思
  
  ( 一) “受限”的个人权利
  当个人权利与社会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如何调和呢? 这就必须要平衡机会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系,当社会利益存在以下情况时,个人权利应当受到适度限制:

  1. 受益主体为社会整体时
  依据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公民的个人权利,特别是合法财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国家不干预个人生活。但是资源的有限性促使人们努力实现对现有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努力扩大资源的共享人群,甚至扩大到未来公民和全体人类,这时常与产权的独享主体发生矛盾。由于个人意识中存在滞后性、局部性等不足,政府就不能保持中立,需要明确,当受益主体为社会的全体公民,是社会整体和不确定的多数人,而非某些特定的个别群体或政府本身时,个人应当适度“退让”.从短期的自身利益看,个人权利的确因公共利益而受到了影响; 从长期的社会整体利益看,公共利益的增加也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个人能在社会整体中享受到仅凭单个个体所不能实现的福利。个人权利的退让是为社会全体带来能使用和享有的利益,它向所有利益主体进行平等的、无差别的开放,没有封闭性和专属性,任何人都不能对公共利益进行独占和独享。

  2. 受益内容为基本福利时
  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缺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人们优胜劣汰。由于个人在原始技能、智力、家庭财富等方面是不平均的,自然天赋不高或出生地位较低的人群往往在市场生存中逐渐被淘汰和边缘化。这时,政府不应当消极无为,它作为公民的法定“代理人”,应该积极地对经济与人类、自然、文化历史的协调发展予以重视和有效干预。既要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要提倡为保障公民基本福利的实现,对个人权利进行一定限制,实现公民在社会地位、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基本的、紧迫的保障。对弱势群体如孤儿、老人基本生存需求的利益倾斜符合公共利益的正义性。政府不应为个人利益或行业、部门利益损害公共利益,要强化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联系,增强公民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感、责任感,努力建设一个健康有序的良好社会。

  ( 二) 公共利益实现的前提
  当社群主义高扬公益政治的旗号时,新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权利又应在哪些范围内得到保护呢? 公共利益具有抽象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当基于以下程序明确公共利益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1. 公众参与
  新自由主义者诺齐克和德沃金都在公民对待公共事务的问题上保持中立,既不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也不鼓励国家去积极争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而社群主义十分注重社群成员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权利,认为公民对公共生活决策的参与是一种美德,公民只有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目标。公共利益的受益主体涉及不特定多数的社会整体成员,具有广泛共享性,那么公共利益的决策事项就必须公之于众,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决策。公民政治自由的实现并不是关乎某个体的事,而是关系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命运。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政府有责任向社会公布公共利益决策事项,通过座谈会、听证会、民意调查、网上投票等方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听证的范围、听证会代表的选举程序都应当有可操作的细则。如果不符合民意的公共利益决策应当慎重甚至放弃选择,充分保证公民的参与决策权。

  2. 公众监督
  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为了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必须对国家的权力进行制约,这种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管理者和提供者,公共利益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利用国家权力有条件地限制个人权利的过程。公共利益并非绝对高于个人权利,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确有必要。在现实的具体历史境域下,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又往往成为公共利益的伤害者。掌控公共机构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经常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而行侵害民众利益之实,对集体和私人的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强拆等恶劣案例屡见不鲜,权钱交易、寻租腐败现象普遍。为了有效控制政府的行政行为,公众必须对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如: 在公共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是否做到公开、公共利益的受益主体是否具有广泛性、受益内容是否能长久地满足人们生活和生存需要,严查权力寻租行为。公共利益决策是否科学可行,政府应当给出详细、严谨的专家论证报告,公众有权对其进行查阅,政府应当依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以此避免国家权威主义的出现。

  3. 公平补偿
  尽管社群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个人财产一旦因公共利益之名被征收、征用,公民个体便不能再对原有财产进行独占和独享,而是与广泛的利益主体共有、共享,这必然会造成部分公民个人权利的牺牲。有利益牺牲就应当有公平补偿和平等救济,这是公共利益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否则公共利益不但不能为更多的公众带来基本福利,反而会加重公民的生活负担,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中,必须尊重个人权利尤其是私人的合法产权,协调个体所承担的损失与征收、征用所产生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公平补偿体现在以市场价值为标准,要对利益受损主体进行不低于市场价值的经济补偿,这才能符合现代法治和市场机制的要求。公平补偿,是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和对公共利益的限制,是一种在最大限度内减少对公民个人损失的有效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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